【新唐人2008年12月17日訊】 新唐人電視臺《透視中國》製作組報導:兩千零五年六月四日至六月十六日應英國未來科學與文化中心的邀請,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赴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發表了《驅除馬列,還我中華》的系列演講。系列演講共分四個部分:
1.為什麼說當代中華兒女喪失了民族精神?
2.當代中華兒女怎樣才能找回自身的民族精神?
3.馬列主義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甚麼?
4.唯有驅除馬列,才能還我中華
辛灝年先生的演講受到了當地華僑、留學生,以及西方人士們的熱烈歡迎。
【主持人】辛灝年先生在每次演講之後,都留出近一半時間解答聽眾朋友們的提問,在上次的《透視中國》的節目中我們為您播出了辛灝年先生兩千零五年訪英系列演講答觀眾提問的第一部分《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在今天的節目中我們將繼續為您播出, 辛灝年先生答觀眾提問的第二部分《中國的出路》。
【聽眾提問】辛教授你剛才說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方面值得發揚和繼承的。你提到了幾點:第一點是在中國沒有「政教合一」,所以說思想自由﹑文學自由;第二點是中國有一個很好的「王道」精神;第三個是中國的平民政治。但是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很複雜,它有主流;也有支流,畢竟是兩千多年歷史。但是我覺得這幾個方面,好像都不能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為什麼呢?辛教授你提到這些例證,包括政治層;包括百家爭鳴,這些都是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而我們知道
春秋戰國那個時候,是個純粹的封建制,就是諸侯割據,那個時候沒有形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或者說這個君主專制制度就是在秦初的話,也並不是很穩固的。所以說在那個時候出現一些像這種百家爭鳴的自由的風氣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之後的兩千多年,隨著中央集權君主專制 逐漸地加強,我們就看到人民的思想實際上受到限制。這個限制不僅是大興「文字獄」,而且是從根本上予以限制,讓人人云亦云, 愚民政策﹑奴民政策。人從小一生下來,就開始接受一套固定的思想。。同時中國之所以有「王道」思想,這也說明了君主專制的作用,因為人民把自己參政的願望,完全寄託在一個開明的君主身上,他們不可能自己做出任何積極的行動。
第三個,是平民政治。我覺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好像也不是一個主流科舉制度,它並不是說要形成一個像西方民主這樣的,大家參政的自由和權力。 他只是說開闢一個捷徑,讓上層間集團和下層集團之間有一個途徑,使下層集團的人可以進入到上層集團,但它沒有改變社會的本質,就是一個集團統治另一個集團的專制本質。所以我的要點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有很多優越性,包括有些地方可以解決,現在西方社會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說,人情淡薄啊;家庭之中成員之間的關係啊;還有它的天人和諧的和諧社會等思想是很有用的,很值得探討的。但是我覺得辛教授你說的幾點好像並不足以證明中國傳統文化中很早以前就已經有了民主、自由的萌芽。
【辛灝年】我首先有一個開場白,我說:這些年來罵我們民族文化的,壞東西已經罵得太多了,所以我今天專門揀幾樣我認識到的比較好的來說。我有這麼個前提,所以我並沒有說它都是好的。我們民族文化裏面的優秀的文化成分,和專制的落後的文化成分都有。今天我只不過要針對那些徹底否定我們民族文化的方面,來進行一個自我辯證。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我們看問題還是要有一個比較的觀念。你比如說,你講西方好,我們這個傳統文化兩千多年來不如西方。可是你要知道西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好的啊?如果拉遠一點講,十四﹑五世紀文藝復興之後,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後,然後慢慢地出現了民主自由的思想自由﹑經濟的萌芽,這幾百年來他們真正是風水輪流轉,轉到他們頭上來了,他們真的是比我們好。
可是如果你再倒退一下,從西元五世紀到西元十四世紀,在教皇統治的西歐,廣袤的歐洲土地上,那不是比我們好的問題,那是比我們壞得太多了。舉個簡單例子,魏晉朝,一千四百年左右我們的北朝﹑南朝裏的皇帝信佛教,但是他不拿佛教來干涉他的政治和朝綱,這是很了不起的。
反過來,同樣是西元十四世紀西羅馬帝國,有一個大主教非常走紅叫聖塞瑞利,這個大主教怎麼走紅和成名的呢?就是因為他看不慣一個是數學家的,叫希波莎的貴夫人,而把她拖到教堂裏面,讓一些教徒用那個蚌殼的殼,將這個希波莎的衣服全部脫光一塊一塊的把她肉給割下來,最後把她屠剩下的一具軀殼,扔到教堂的大火裏把她燒掉。就因為她是「人神共一論」者,並研究神不給研究的東西。
同樣是一千四百年,中國處在魏晉南北朝極其混亂的時代,可是你看這兩個不同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我覺得要比較我們的文化的優越性是在比較中看出來的;我們文化中的落後的成分,也是在比較中表現出來的。